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国共两党曾在1924年和1937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合作，然而这两次合作最终都因蒋介石阵营的破坏而失败。建国初期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伟大设想，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，也为接下来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创造了机会。 1955年4月，周总理带领中国的外交代表团应邀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。在会上，周总理明确表示中国希望在合适的条件下，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。章士钊看到周总理的发言后，认为此时正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时刻。经过深思熟虑，章士钊决定主动请求担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络员。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提议，并通过党中央向蒋介石发送了一封信。在信中，我党表达了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诚意，并提出了国家统一的具体方案。

两人在见面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，最终蒋介石打破了僵局，决定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北京，试探我党的真实意图。许孝炎建议派时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特使。蒋介石经过多次权衡，最终同意了许孝炎的建议，决定派宋宜山前往北京探探虚实。蒋介石的这一做法，表明了他对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。虽然他对此仍有很大的疑虑，但他依然希望能与我党建立联系，为最终的统一奠定基础。 1957年4月，宋宜山作为蒋介石的代表，经过多次辗转，终于抵达北京。他的两位湖南老乡——章士钊和唐生明，早已在车站等候。周总理亲自安排，在东兴楼为宋宜山设宴接风。宋宜山见到周总理后，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来意——此行就是为了探查我党的和谈意向。周总理笑着回应：“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！当年我们同吃一锅饭、同在一个房间里开会，愿我们再次达成合作。” 宋宜山抵京后的第三天，周总理安排他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会面，共同讨论两岸统一问题。在这次会面中，李维汉向宋宜山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四项条件：第一，两党可以通过谈判推动和平统一；第二，两岸统一后，台湾可以成为一个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区；第三，蒋介石继续担任台湾地区最高行政长官，我党承诺不参与台湾的管理；第四，驻扎在台湾的美军应当按照相关规定，限期撤离台湾海峡。 宋宜山对这些条件没有提出异议，还亲自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报告，报告内容长达近万字。然而，蒋介石看完报告后却表现出了不满。由于一些历史因素，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最终被迫终止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希望也因此破灭。 八年后，蒋介石父子得知李宗仁回到大陆的消息后，内心再次起伏不定。他们找到了一位与国共两党都有深厚关系的学者——曹聚仁，希望他能在其中发挥作用。然而，一年后，中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，导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再次中断，第三次合作的希望再度破灭，成为了历史的泡影。